小时候印象中的妇女节，是妈妈会放假，学校可能也会放半天到一天假，我们提前会祝老师节日快乐，厂里会评“三八红旗手”和“先进”头衔，获奖者会拿到证书、奖金、大红花。
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女生节”这个词的来源，这个词最开始包含了很糟糕的性隐喻，而且定性于“三月七日”，这“一日之差”真的令人反胃，出现在大学校园的时候一度被人烧掉，但是现在却被慢慢合理化。
“女神节”、“女王节”是对女性的消费，而且女神这个词通常和“男神”一样，话语合法性来自于异性的拥簇和颜值审美，其本质是践踏着“妇女”的刻板印象的概念营销。
如果“国际劳动妇女节”这种意义的概念被商业和资本消解，如果年轻的女生仍然“自我污名”，拒绝接受妇女节快乐的赞美，那么前人主动抗争来的平权真的就只剩一天假期了。
不过今年情况好转了很多，人民日报#不叫女神女王的微博上了热搜一二。今天借着三八妇女节，致敬所有奋斗的女性，也致敬觉醒中的女性。
所以今天谈部和女性相关的电影——《世界上最糟糕的人》。
《世界上最糟糕的人》，讲的不是一个人的遭遇，讲的是当代年轻人普遍面临的问题。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和女性意识的觉醒，生育问题日益成为全球性的社会热点。光是为人母的社会-自我期待与鬼门关走一遭的风险间的残酷冲突，国内《生门》、《人间世》这样的纪录片均有关注并引发热烈讨论。
在社会福利和平权建设方面一向走在世界前列的北欧国家在这一题材近年来更佳作频出，《世界上最糟糕的人》则将生育问题温柔地融合到“生”、“死”、“爱”的永恒讨论之中。
《世界上最糟糕的人》的女主角朱莉是一位典型的北欧女性：在高等教育和社会福利都唾手可得的背景下，她完全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专业、事业、伴侣和人生轨迹。自由是她的首要价值，而这份自由却又带来些许迷茫。随性的她最初学习医学，却因为对人类精神的兴趣远多于对人类躯体的兴趣而半途而废。兜兜转转到30岁时，她在一家书店做店员，业余爱好是摄影。她也尝试写作。她的男友阿克塞尔是一位颇有名气的画家，已经40多岁的他期待着一个孩子。而这成为了两人矛盾的焦点——
阿克塞尔说不清为何想要孩子，大概是因为他的朋友们都有孩子，而年长朱莉十几岁的他的人生也趋于稳定。而朱莉恰恰相反。朱莉说不清为何不想要孩子，大概是直觉孩子将会阻碍她的自由。朱莉也隐隐感到自己无法自得地融进阿克塞尔的家庭和事业。在阿克塞尔享受鲜花和掌声时，她若无其事地离开，溜进一个婚礼party拿酒喝，假装自己是医生跟年长的阿姨们说母乳哺育会养出精神病的孩子……
也在这个party上，朱莉和素昧平生的男二号艾文德玩了一场假装出轨的游戏：一对分别有爱人的男女在亲密关系的边缘疯狂试探——饮同一杯酒，互相讲出隐藏最深的秘密，互相观察对方小便……并嬉笑着判断“这算不算出轨”。
艾文德关心气候、环境和生态问题，对人类的存在感到羞耻，因而也不想要孩子。终于某天，朱莉离开了阿克塞尔，奔向了艾文德。但新的隔阂也在浮现……
对中国观众而言，北欧女性朱莉提供了一种极具力的投射，又提出了我们未来或许将面临的问题。已高度平权的北欧社会里，女性面临的问题是：在对抗性关系隐去后，如何在“我孑然一身存在于世间”这一处境中锚定自己，进而发展出方向、道路和力量。
朱莉身上的缺点就是这个时代负面的集中体现，经由数字信息喂养起来的他们看似什么都懂一点，但能系统了解事物全貌的人已经不多。过于分散的精力让他们很难专注于同一件事，同一个人。
什么都很有趣，但很快又会随着下一个新事物的出现变得索然无味。由此带来的问题是，当代青年看似活得潇洒自由，但未必比老一代人更通透。
在《世界上最糟糕的人》中，女性并不需要走到自我毁灭的地步。她们只是不甘愿做那个贤良淑德的、遂男性所愿的传统女性，仅仅做她们自己，即可撼动被男性霸占的叙事权。或许这便是影片的意义所在。
一个个朱莉们大胆谈性但很畏惧婚育、高呼女权却又怯于反抗、追求自我却仍不知路在何方……如果说沉湎纵欲是曾经“垮掉一代”的自赎方式，那最能诠释我们这个时代的就是“无止境的焦虑和摇摆”。
恋爱、工作、玩乐，都只是映照自我的镜子，通过一次次的折射，我们调整面对世界的方式。
我们看似也是无数个朱莉，“以自我为中心”，爱新鲜，但这也践行了身为女性乃至具体个人的独立性，以及对自我的认同。如此看来，朱莉的不讨喜又恰恰正是她勇气的体现。
像摒弃“女王”“女神”的节日称号，女性超脱于男权社会里的附属品以后，再去“去标签化”，做到那个真正不顺从的自己。
那么，今天我为这样的女性致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