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小莲导演活出自我像肖申克的救赎般温暖人心
在我生命的六十多个春秋里，这是第一个没有彭小莲的春天。她走了快一年了（彭小莲， 1953.6.26—2019.6.19）。八十年代初，我正沉浸在英文语法书中，一声呼唤打断了我的思绪。抬头一看，小莲已然站在门口，她那灿烂的笑容如同阳光般温暖，“你在看什么书啊？” “英文语法。” “喔唷唷，这种书我是不会看的。哎，我们去小学看看杨校长好吧？”
童年、少年时代的小莲虽然我们未曾相遇，但她的名气远播。我听闻她与街坊无赖扳手腕时，那凶狠眼神；她与男生合唱，情意绵长；她到江西插队，体验贫困生活；她考上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都让我印象深刻。那些传闻真假参半，但它们让人不禁感慨：即便身处逆境，她依旧保持着大胆和张扬。
插队岁月，那十四五年的日子，是我们共同经历的变故最多、磨难最重的时期。但我们活到了今天。在这段时间里，小莲展现出了她的率真和活力，即使时间流逝，她仍旧如此美丽和充满活力。我们的友谊如同树木一样，不受岁月侵蚀，我们之间的情谊依旧那么坚固。
八十年代跟谢晋导演一起工作1982年，小莲从北影毕业，被分配至上海电影制片厂。那时候，我正在美国求学忙碌着硕士和博士研究。我是在大学图书馆的一个中文杂志上偶然看到小 莲发表的一篇中篇小说《黑夜白昼》，读完后，我给她写了一封信祝贺。不久后收到了回信，只记得结尾的话：“好好的啊，活出你自己。”这样的强烈个人意识，在那个时代不常见，可我却把它置之脑后，将目光投向世俗的事务直到有一天，当一切似乎顺利的时候，我突然感到恐慌。这促使我开始自救，从图书馆借阅大量中文资料，看遍所有关于文学创作的小册子，其中包括小 莲作品《阿冰顿广场》、《燃烧的联系》等。她以独特的声音讲述故事，让读者陷入梦幻世界，却又带有压抑、焦虑的情感。她用朴实无华的话语记录下历史与人生的真实面貌，其中也包含了她的个人经历。
九十年代再次相聚是在1996年初，当时，她刚从美国留学返回上海，而我则因学术休假而回到中国陪伴我的母亲。那是一次意外惊喜，因为就在我抵达上海前两天，小 莲就给我妈妈打电话询问近况，并留下了电话号码。我赶紧拨通电话，与过去几年的隔阂一扫而空。
九十年代末拍摄《上海纪事》之后，我们重新找到彼此，就像往昔那样紧紧拥抱，每个人的变化都被细致地观察过。在一次简陋饭店里的午餐时分，我们谈论起为什么她决定回国。她说：“我不想在生命中留下任何遗憾，我一定要回来陪她。”当然，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对电影艺术深深的情怀，以及回到国内能更好地进行拍摄。而且，她爱文学，更特别关注中国人的故事，它离不开中国文化土壤。这之后二十多年间，我们一直保持联系，频繁交谈，最终形成了一种不可言喻的情感纽带。
九十年代末拍摄《红日风暴》期间，小 莲展现出一种“真”的执着。在这部关于胡风分子的纪录片制作过程中，她付出了极大的心血，又花费巨资。但对于这些付出的辛劳，她始终缄口不言。这是一个选择，是为自己的历史定位，也是承担起沉重的心理负担。一路走来，无论环境如何变化或社会潮流如何变化，小 莲始终坚持着自己的原则，用实际行动去追寻那些真正值得珍视的事物，即便这样做让她的内心承受巨大的痛苦也是如此。
